雕刻在石头上的花朵——“已知世界尽头”的双面宝石

位于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席巴尔甘地区的蒂拉丘地遗址，其字面意思是金色的丘地或土墩，因此又被称为“黄金之丘”，它直径约100米、标高约3米，原本是一座青铜时代的拜火教神坛，后被利用改建为墓地。在这里出土了两万多件金、银、铜、宝石、象牙等各种材质制作的精美文物。同时，这批宝藏也将多种文化和艺术风格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了独特的跨文化特征。双面雕刻宝石文化特征清晰，见证了丝绸之路文化的交融和兴盛，本文通过对“已知世界尽头”双面雕刻宝石的历史解读进一步为读者构建雕刻宝石发展轨迹。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有一批黄金制成的古代珍宝，逾两万件。它们都被发掘于蒂拉丘地（Tillya Tepe，因出土两万多件金器又被称为“黄金之丘”），曾在我国多地进行巡展。在这批宝物里，有些不那么著名的物件却很值得“玩味”，比如这枚手持盾牌的坐姿雅典娜女神绿松石凹雕戒指。

蒂拉丘地这批宝藏埋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属于即将崛起的贵霜帝国的统领贵族。论血统，他们本是从西域地区迁徙到今天阿富汗地区的大月氏人的部落之一。但这枚戒指上绿松石凹雕的雅典娜却并非大月氏人的本族信仰，甚至也不是本地传统主题或曾占领此地的波斯人的神，而是属于远隔数千里之外的古希腊神话。

雅典娜女神绿松石凹雕戒指（公元一世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藏）

在这批阿富汗国家宝藏中，戴着雅典娜女神绿松石戒指年龄约30岁~40岁的贵族妇女一共随葬有三枚戒指，在另一枚黄金镶嵌的凹雕戒指上面也有雅典娜女神雕刻，并且还反向刻有希腊文ΑΘΗΝΑ(Athena)，这说明它是一枚印章戒。

这批宝藏被埋藏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5年—公元50年，按照时间推断属于罗马帝国时代，地中海沿岸都已被罗马人纳入囊中，希腊已被从地图上抹去。这个时期，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罗马人将雅典娜女神称作密涅瓦。然而，在距离希腊本土四千千米之外的这一块土地上，时间仿佛被封印了一般，古希腊女神的原生形象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贵族妇女以能理解和欣赏古希腊文化为荣，并相信在死后仍佩戴，可获得新生。这些似乎表明这种“高尚”特质能将她们与同墓葬其他几位没有这种品味的、地位也许较低的女眷区分开来。

这是为何？要解开这一疑惑，就需要把时间轴再往前拨几百年。这是一种也许连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都没有预算到的影响力。在古希腊文明鼎盛的古典时代，他们的最大敌人还是相爱相杀了几百年、版图横亘中西亚的波斯。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根据多方搜集的著述，总结描述出了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大概布局。

希罗多德（公元前430年）描述的“已知世界”

在这幅希腊人想象中的“地图”上，被希腊人称作巴克特里亚的阿富汗地区处于“已知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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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征服

亚历山大生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他的父亲腓力二世是一代雄主，通过运筹帷幄、南下征战，统一了希腊各城邦。亚历山大从小就显露出不同寻常的能力，于是腓力二世从雅典请来大哲人亚里士多德传授亚历山大地理知识和其他知识。正是这种培养所拓展出的眼界和志向让年纪轻轻的亚历山大显示出极大的智慧。大约从这时起，他开始向往“东方”的神秘世界（如前所述，希腊人眼中的东方约在中亚）。少年人眼里的世界，大约与父亲那样身经百战的将领和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东方的糜烂会使人腐化的哲人不一样。在亚历山大看来，探索世界的尽头是他的愿望，星辰大海的征服是他的宿命。

二十岁的时候，亚历山大的父亲突然遇刺，帝国交到了他的手上。国内大局已定，亚历山大首先选择的目标是征服宿敌波斯。他一路南下披荆斩棘，占领了沿途的波斯城市，又兵不血刃地赢得了埃及。之后，他开始向波斯的核心城市进军，在数次战役中打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接着，亚历山大开始了对中亚的征服，来到了希腊人所已知世界的边缘，此时距离他即位才过去6年。

回看波斯的溃败，你会发现大流士三世最终并非死于亚历山大之手，而是被巴克特里亚总督出卖。长期以来，波斯帝国采用的是一种薄雾般若有似无的统治。不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巴克特里亚，对这些名义上属于波斯行省的地区，都是任命当地总督代表君主进行管理，只要乖乖纳税、不造反，波斯君主就不会派军队来干涉。于是这些总督在当地根本就是“土皇帝”，这种模式自然也无法做到天下归心，一旦局势变化就容易分崩离析。空有广袤疆土的波斯帝国因其统治上的痼疾，最终一败千里。

现在，轮到亚历山大这个少年人来面对广阔疆域的管理问题了。他已见过埃及千年不变、巍峨森严的庙宇，也见过万国来朝、极尽奢华的波斯宫殿，但他放弃了类似的做法，不愿用渲染强权的帝国宣传方式来管理新的领土。

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希腊文化带到“世界的边缘”。首先，他身先士卒与当地贵族女性联姻以安定民心，也鼓励军士们这么干，为士兵们举办集体婚礼；其次，他兴建了数目众多的“亚历山大城”，吸引希腊人和希腊工匠长途跋涉前来定居，教会本地人按希腊的标准兴建运动场和剧院——据传，他会手里拿着一把从希腊带来的土壤，亲自撒在他乡的土地上来划定建筑的位置。

同样位于阿富汗境内的世界上纬度最高的亚历山大城遗址和复原图

如现在可见的一些形状宛如一口倒钟、上面覆有卷曲的嫩芽形和茛苕叶装饰的柱头，一般属于希腊神庙等建筑，在阿富汗境内也有被发现。

在当地发掘的希腊风格科林斯式柱头

位于希腊雅典的宙斯神庙上的柯林斯柱头

希腊神话中的神都出现在了千里之外，希腊人的品味开始在这里扎根。你不得不赞叹，这是得凭着如何志得意满的少年心气和文化自信才能去做的一件事。

阿富汗境内发掘的赫尔墨斯雕像和赫拉克勒斯雕像，他们都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而非当地的信仰。

亚历山大的壮举奠定了“希腊化”时代的开端，庞大版图上建立起来的数十座亚历山大城，在他去世后仍陆续吸引希腊人移居。等到相对半游牧的大月氏人入侵此地时，巴克特里亚贵族仍然以懂得希腊文化和文字而自矜，因此在蒂拉丘地的宝藏中有许多与希腊文化有关的饰品存在，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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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雕的背面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这几年，巴黎的学者通过X射线荧光能谱仪对蒂拉丘地宝藏中的黄金进行了分析，发现黄金的部分有可能是从本地河流中取得的，但这枚戒指当中的宝石雕刻却不是本地制作，而是二次镶嵌的产物。被大月氏贵族认为可代表荣誉和时尚，镶嵌为戒面的，其实是这枚绿松石雕刻的背面，它的正面是什么呢？

让我们再度回到古希腊时代。大英博物馆珍藏着一枚发掘自塞浦路斯、约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80年的翻转戒指，其可翻转的设计正好为我们揭示了这个谜底。塞浦路斯在那个时代属于希腊的殖民范围，而这枚一面雕刻着一只牛头鸡尾的动物，另一面则是拱起的如同一只甲虫的背部的戒指，可以代表当时希腊文化圈所常见的风格。

红玉髓凹雕翻转戒指（大英博物馆藏）

一面凸起、雕刻为甲虫背部造型，另一面平坦、雕刻其他动物造型或图案，类似的红玉髓凹雕十分多见，还可以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和卢浮宫看到。

学者对蒂拉丘地的那枚绿松石雅典娜戒指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它属于二次镶嵌：绿松石印石一面是凹雕的雅典娜女神，另一面凸雕的甲虫背部造型原本应该镶嵌在别的物品之上，制作年代更古老，而大月氏贵族在得到它之后进行了重新镶嵌，将它做成了戒指。但是，他们并不理解甲虫的意义，只是以彰显希腊文化为荣，所以把甲虫雕刻部分隐藏在戒圈里面。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红玉髓凹雕项链，上面镶嵌着大约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00年的宝石雕刻原物，从放大图片可以看到双面的雕刻。

可是在他们之前的古希腊人、塞浦路斯岛民、伊特鲁里亚人（罗马之前的文化）却是懂得并且喜爱甲虫雕刻的，这是因为地中海沿岸或多或少都受到埃及文化现象的辐射，但埃及著名的圣甲虫崇拜在传播中产生了变形，最终被简化，形成了“类甲虫”（Scaraboid）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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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的“类甲虫”凹雕

在公元前500年—公元400年的古典时代，凹雕印石在大量地出产。虽然基本上在此之前的每一个重要的文明如两河、埃及、米诺斯等也都采取了雕刻印石这种形式来彰显身份，然而艺术造诣上达到的高度却不尽相同。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掌握了在相对更硬、更透明和美观的石材如石英和玉髓上雕刻的技能，但由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火山爆发或未知原因，文明陷入沉寂、相关技术也随之悄无声息。直到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人才通过地中海上的商贸民族腓尼基人学会了在硬石雕刻中使用磨料的方法；技能方面的补充，结合着工匠们对艺术的理解，才使得设计上富有形象力的创作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腓尼基人还带来了埃及圣甲虫崇拜的产物——“圣甲虫”凹雕。将石料雕刻成栩栩如生的象征来生的守护神“圣甲虫”，在它平坦的腹部雕刻圣书体的文字，这是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族群早年被埃及控制时就已经广泛接触的。希腊人学习了腓尼基人带来的加工方式，也同时接受了圣甲虫雕刻的造型，只是在埃及人原先雕刻文字的位置上，开始雕刻他们喜闻乐见的日常和人物形象、神话和传说，使得这一种圣甲虫凹雕看起来具有焕然一新的“希腊感”。

匍匐的圣甲虫细致的外观及其代表的信仰与希腊本土的符号和崇拜都没有关系，于是，一种新的形式——“类甲虫凹雕”出现了，它仍然保留了拱起的椭圆外形，但是圣甲虫头足的构造被极大简化了。凹雕仍然雕刻在平坦的底部，佩戴的时候面对身体。

材料也改变了。早期埃及的圣甲虫雕刻通常采用不透明的石材，向“来世”传递信息是圣甲虫的重要目的。而“类甲虫”凹雕则几乎都是用玉髓类雕刻而成，因为这种材料不仅耐磨损，也容易获得，而且玉髓的深色在光照下可以获得很好的立体效果，呈现通透感。这一改变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鉴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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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甲虫”凹雕的进化

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将帝国从希腊扩展到幅员广阔的中西亚。同时，辽阔的土地也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工匠们可以使用的宝石原料也丰富了，红玉髓，玛瑙，石榴石、紫水晶、托帕石，甚至来自印度的碧玺和祖母绿，都可以成为雕刻作品的载体。

胜利女神玉髓“类甲虫”凹雕，原先镶嵌于翻转戒，公元前四世纪。 （大英博物馆藏）

对宝石雕刻艺术来说，亚历山大的征服为后世带来了几项重要的创新。首先，在多元文化的共生推动下，“类甲虫”凹雕开始向戒面石转化，就如同阿富汗这枚雅典娜女神绿松石戒指一样，戒面不再面对身体，而是大方地展示着凹雕的内容，从而成为理想的印章戒。其次，亚历山大的印度战役带来了工具上的创新——得益于长期以来对钻石的了解和加工运用，印度工匠将细小的钻石尖顶安装在铁制工具的顶端从而用于雕刻细腻的线条。这一工具有利于在硬石雕刻中表现出精细的丝缕和褶皱，受到了广泛的喜爱。

然后，浮雕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贺 贝

珠宝国检集团培训中心特聘专家，著有《珠宝简史》。

撰文/ 图片提供：贺 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