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肇庆市马石刻揭示的马文化

摘 要：七星岩摩崖石刻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有二通石刻记述明洪武年间朝使到肇庆市马的史实。本来肇庆乃至广东并不出产战马，那么朱元璋为何要于肇庆市马呢？为此，引发本文对明初肇庆市马现象作一历史考察，以探究朱元璋于肇庆市马之缘由。

关键词：七星岩 明朝 摩崖石刻 市马贸易

Abstract:I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Qixingyan Cliff is contained a wealth resour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which there are two record the history of horses commerce in Zhaoqing City in the Period Hongwu, Dynasty Ming. In fact Zhaoqing and even Guangdong aren’t feeded the horses, so why the Imperator Yuanzhang Zhu sent the envoys to there? For this, the author had done the studies on this unusual historic phenomenon to find out the reason of the Imperator purchase the horses in Zhaoqing City.

Keywords:the Qixingyan Cliff, Dynasty Ming, Inscriptions, horses commerce

肇庆七星岩有着丰富的摩崖石刻遗存，它不仅是七星岩历史的见证，而且记述了历史大事、宗教信仰以及朝代更迭等等。如，明太祖曾遣使臣到肇庆一带市马那段历史就深深地印记在七星岩的崖壁之上，尽管只有二通，而且并未记述明代广东市马贸易史实的全部，但它却折射出明太祖朱元璋对马的渴求。

明朝立国之初，内外未宁，北有残元势力王保保的威胁，南有云南旧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的顽抗。太祖朱元璋为了驱除元蒙残余势力，维护统治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其后的北伐南征中，需要维持其军队强大的战斗力，而战马则是明军当时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强弱往往是战争取胜的关键，正如恩格斯说：“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1]。”洪武元年8月，明军攻破元大都后，旋即进入了追剿残元势力时期，无论与王保保在北方平原旷野的军事角逐中，还是与云南旧元梁王在南方地险路狭的山地作战中，骑兵则凸显出其强大的攻击力和远程机动作战能力。但明军骑兵无论从数量上及质量上都不及旧元骑兵。为此，直到洪武末年，朱元璋仍然认为“今吾马数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2]”与元军交战，同时也认识到“方今马少，全仰步兵，必常附城垒，倘有不测，则可固守得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3]。”为了补充战马，朱元璋采取了各种手段四处搜罗马匹。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在其《弇山堂别集·市马考》也记有：“高帝（明太祖）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故分遣使臣以财贷于四夷市马^[4]。”其中，肇庆市马也是朱元璋获取马匹最为主要的途径方法之一。

纵观明洪武一朝，朱元璋为了获取马匹，除了在四川、陕西设茶马司，以茶易“番”马外，又在广西置庆远裕民司，市八番溪洞之马，同时还派出使臣至琉球、高丽、贵州，乃至广东以绮段、绵布、银盐等市马。可见，明太祖对获取战马的迫切需求。本文拟从七星岩市马石刻入手，试就明洪武期肇庆市马现象作一历史考察，以探究朱元璋于肇庆市马之缘由。

一、七星岩市马石刻之时空印记

在七星岩摩崖石刻众多题刻中，有二通石刻记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到肇庆市马的史实，从时间上看比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市马考》所记明朝遣使臣到广东市马还早两年。

（一）《黎之记市马》题记

该题记刻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石刻高40cm，宽40 cm，全文竖十四行，共138字（图1），记述了时任御史台左大夫汪广洋（字朝宗）奉皇命出使到广东市马一事。题刻云：

洪武七年冬十一月，朝使汪公、敬宗、启宗，中书宣郎赵义，奉上命出帑市马至广东，暇日游观星岩，命琼山令李思迪题记。俾余书之，凿工刻完。是月念一日，广东卫使闵整偕行，李凤、尚可久、汪克已、王泰、陶贵陪侍，朝使汪公，宣郎赵公重游于此。诸公咸命余书石以纪岁月，余因其请，遂援笔而书之。时明洪武七年，岁次甲寅，子月念一日。崧台诸生黎之敬书。

碑文中提及的朝使汪公即汪广洋，敬宗、启宗为其弟。汪广洋官至右丞相曾因事被贬，到广东市马时，刚复召为左御史大夫。朱元璋遣其赴广东市马，可看出明初对广东市马的重视。

图1 黎之市马题记

（二）《李思迪游星岩》题记

该题记也是刻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石高80cm，宽60 cm，全文竖十五行，共205字（图2）。碑文除了赞美七星岩山水形胜外，同时也提及汪广洋奉诏市马于广东之事。题刻云：

天下胜□□之于世，万古不朽。某处奇异，某处俊秀，人人得而知之，但耳闻不如目睹之亲切也。洪武七年冬，御史台左大夫汪公朝宗、其弟敬宗、启宗，偕中书宣郎赵义、范遵礼，奉诏市马于广东，一日同会于肇庆，余为海南琼山今，秩满朝京，偶遇于此，获识荆之愿。二贤昆仲遂邀，余与宣郎赵、守御千户伍及长子成，共游于七星岩。观其空洞玲珑，瑰丽异常，千状万态，并唐宋诗文杂咏，摩崖石刻，不可胜数。信乎，耳闻不如目睹之真也。徘徊久之，二昆仲乃命余略纪此行，以记岁月云。济南李思迪谨题。时洪武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记。

从上述二通题记的刻篆日期来看，并不是同一天刻于崖壁上，而是事隔三天。也就是说：《李思迪题记》是刻于十一月十八日，而《黎之记市马》则是刻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这里说明了朝使汪广洋在肇庆最少待了三天。

石刻中虽没有明确说明朝使汪广洋此番市马的目的地是肇庆，但朝使们三天内二游七星岩，断然不至于留恋山水，而忘却了皇命吧？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肇庆民间就有马匹贸易场所，足可让朝使们在肇庆就可完成购买马匹之任务。或许会有人问：汪朝使只是途经肇庆到云南、广西等地买马呢？云南是绝不可能，那时的云南仍在旧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的掌控之中，直至洪武十五年才收复；同为洪武七年，朱元璋在广西也置一办买马匹机构，“内设大使一人，从八品，副使一人，正九品^[5]”，专职负责市八番溪洞之马。所以说朱元璋是无可能遣使臣到这二地买马的。此外，还因受地理位置，特别是陆路交通不畅通等因素的影响，汪朝使奉皇命到广东市马之目的地应该就是肇庆。

图2 李思迪游星岩题记

二、明洪武期肇庆市马之遗迹

肇庆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岭南之重镇，其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痕迹。就以明太祖朱元璋遣使臣到广东买马一事而言，除了史料有记述外，在肇庆还留下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印迹。诸如，上述的市马石刻以及马栏岗、草场路等等。这些历史的印记都反映出，肇庆在明初时极有可能有一较大的马匹贸易场，或是西南马匹运往中原途中的中转站。

（一）七星岩之马栏岗

五湖、六岗、七岩、八洞是肇庆七星岩地貌形胜的概括。其中，六岗之中有一于阿坡岩之南，蟾蜍岩与仙掌岩之北的土岗，名曰：马栏岗（亦称万松岗）。中国人对物象的定名通常会隐含着某些特殊含意，或取其形，或取其意，又或取其用。总之，总会给事物赋予一种特定的寓意或融入一些特别的记忆。

马栏岗，用“马栏”为之定名，想必这座小小的土岗定与马匹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联关系。曾是一个马匹圈养场？或是一处马匹寄养场？又或是一处马匹贸易场？带着这一连串疑问，笔者曾对马栏岗进行过实地考察，惜并没有与马匹相关痕迹的发现，这大概是因历史的变迁或是山地用途的改变，与马匹相关的历史痕迹早已被时间所磨灭。但从相关史料及七星岩市马石刻来看，这里极有可能是明初时朝使们贸易而得的马匹转运寄养场。据《七星岩志》记：“七星湖前身是古河道余沥，是一片低洼塱地，称“沥湖”、“野塘^[6]。”亦就是讲：古时的马栏岗是四面环水的，当然也可通过湖堤、塘基登上这个小小的土岗。岗在水中，自然是草肥水美之地，可见此处的确是圈养马匹之理想场所。

一个小小的土岗既被称作马栏岗，怎又会有万松岗之名呢？这就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去释疑了。明洪武期肇庆并无周道可通广州，西南地区流向广州的马匹和货物到肇庆后，只能通过水路转运。朱元璋从粤西地区贸易而来的马匹，只能圈养于肇庆，待采集到一定数量后再用商船运至中原。若马栏岗时为一个专用于寄养马匹的土岗，人们自然会取其用，赋予其“马栏”之名，这也符合中国人给物象取名的习惯。明成祖朱棣继位后，沿袭了太祖朱元璋“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在以德怀为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边地贸易，除了在西北地区继续以茶易“番”马外，还在辽东地区开设马市。明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市马考》就记有：“永乐三年立辽东开原、广宁马市^[7]。” 辽东地区马市的设立拓宽了马匹来源的渠道，从西北地区以茶易来的藏马、新疆马以及辽东地区马市贸易来的蒙古马，基本可以满足军队对马匹的需求。加上西南马与藏马、新疆马、蒙古马相比后者更适宜用于战场之角逐，逐渐西南马在明廷对马匹的需求中就失去了往日的位置，

由于明廷对马匹采购地点重心的转移，马栏岗上昔日马群满山的景象已是一去不复返，只余一个空荡荡的土岗，“马栏”之名从此名存实亡。直至明万历元年，时为广东副使的李材在此岗上广种松树，并筑一观景亭曰树德。《宣统高要县志》就记：“布松榕于土山，两峡为亭，名之曰树德，以尽收川原草树烟月之奇^[8]。”万历时议定的“星岩二十景”，其中就取此处为一景，称“树德松涛”。此后人们渐渐就将其称之为万松岗，但只要人们提起马栏岗，当地人定知道指的是现在的万松岗。

（二）肇庆旧城区之草场路

每座城市的地名，尤其是旧城区那些老街巷的名称都沉淀着颇多古老的记忆。肇庆也不例外，从其旧城区的街巷名字中，可隐约感受到这座古老城市过去的故事。肇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西江贯穿其间，史称“当西南之要冲，扼两广之咽喉。”历为军事之重镇，其悠久的历史留下了许多与战事相关的痕迹，从旧城区的地名中也可见一斑。诸如水师营、米仑巷、忠勇路、草场路等等。就拿草场路来说吧，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可见粮食与草料在古代的战争中是何等重要。该街道以“草场”定名，其背后定隐藏着许多与古时战事必需品草料相联的往事。

草场路位于古城之北约100米处，与朝天门相对，全长约1000多米。清人屠英在其《道光肇庆府志》有这样一段记载：“育婴堂在北门外草场坊，乾隆十一年奉行建造，大小房屋二十七间……^[9]。”从这段记述中可看出，该草场在清以前已存在并设有牌坊。古代的建筑有着严谨的等级制度，由此可见该草场应是有一定规模的。此外，《道光肇庆府志》还记有：“肇庆卫在肇庆府城东，洪武初设守御千户所，22年复改卫官29员，旗军867名^[10]。”亦就是说明初时，肇庆城的驻军还不到1000名，估计军马的配置也就是六百骑左右。那么该草场囤放的草料，只为了配备城中驻军的军马之外，是否还为那些朝使们贸易而来而又不得不寄养于此的马匹作食粮之准备呢？这个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直至清朝以后，该草场渐渐被废弃，于是人们在废弃的草场上建房立铺，慢慢形成了街巷，但对此地人们仍沿用着“草场”之谓称，所以就有了现在的草场路。

明初时明廷遣使臣到肇庆市马的踪迹可能远不止这些，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又或者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不过就上述这此市马踪迹就足以证实，在明初时肇庆的马匹贸易是相当活跃的，同时也是西南马匹分流到中原各地的转运站所在地。

三、明洪武期肇庆市马缘由之探讨

肇庆乃至整个广东并不出产战马，在广东境内只有泷水（今罗定）原产一种“高不逾三尺……健而善行^[11]”的矮马，据《罗定志》记载：“……乘之可于果树下行^[12]。。”^。因而被称之为“果下马”。但此马种并不适宜用于战场之角逐，那么朱元璋为何要跑到肇庆购买战马呢？任何一种客观现象的出现，都有它多方面的原因。为何会导致这一现象产生，归纳一下，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受马匹来源的局限。众所周知，汉民族地区历来是以农业经济为主，所需的马匹大部分是以茶、绸缎、银盐等，从塞北、西北与西南地区贸易而来。明洪武初期，与北部蒙元关系紧张，自然难由此地得到战马，获取战马的渠道只能寄望于西北藏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西南地区所产的马匹，只有云南马才适宜作军马之用。

历史上被称之为“大理马”，也称为“蛮马”的马则产自于云南大理。据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蛮马》记载：“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于大理者也^[13]。”南宋时的军用马匹绝大部分是从广西邕州横山寨博易而来的“大理马”，可见云南大理也盛产适宜于战场所用的马匹。洪武初，云南地区仍在旧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把控之中，明廷要想在云南境内直接获取战马，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那么怎样才能弄到“大理马”呢？明太祖是聪明人，在广西成立一个称之为“庆远裕民司”的机构，专职负责收购商贾从大理等地贩来的马匹；于广东则不定时委派使臣到肇庆以财贷购买民间之马。明王世贞在其《弇山堂别集·市马考》有这样一段记载：“九年增给广东马价，先是遣兵部员外郎程益监、察御史阎裕往广东市马，民间马少，率于蛮境转市以售于官^[14]。”从这段记述中可看出，明初商贾也会贩马到广东，而肇庆作为粤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贾逐利入滇贩马至肇庆卖给当地官办或民市，应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也是有证可考的。总之，凡是有马匹出现的地方，朱元璋不是在那里设置一个收购马匹的专职机构，就是派出使臣以财贷易之，可见其对获取战马的决心。

其次，是受地理位置与地方行政管理设置的制约。肇庆位于广东境内的西端，其辖下的开建、封川（现合为封开县）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相接，广西的西部则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相邻。从地理位置上看，在广西设置“大理马”与其它方物的固定贸易场所，应是最为理想的选择。

事实上，朱元璋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并已付于实施。据《明史》所记：“又于广西置庆远裕民司，洪武七年置……，市八番溪洞之马，后亦革^[15]。”那么朱元璋为何后来又将其革之呢？原因有多方面，其中广西实施的土司制是个中原因之一。土司因世代相袭，有很强的割据性，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部分土司降而复叛，时而发生“梗化”事件，造成地方社会极不安定，不利于当地商业的发展。与广西相比，肇庆于洪武初期已为府治，纳入中央体制管理，其管理机制较为完善，生产力水平较高，社会治安相对稳定，也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加上朱元璋提出“宽裕以待民”主张的同时，其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在肇庆也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在各方面优越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肇庆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次，是受水陆交通因素的影响。肇庆地处西江中下游北岸，从肇庆顺流而下可达广州，逆江而上可至德庆、梧州，再沿漓江，经灵渠可达洞庭湖；从梧州浔江向西行可达云南、贵州以及巴蜀。而陆路则受阻于府城东面的羚羊山脉，明万历前并无周道可通广州，只有一条“羚羊纤道”可与外界周道相连。所谓“纤道”即是古人行舟背纤的通道，羚羊纤道沿着羚羊峡北岸穿越整个峡谷，纤道是由纤夫挽纤拉船踩踏而成，崎岖难行，且断断续续。直至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县人陈一龙集资重修纤道，开山凿石、填坑筑桥，历时9个月，被称之为“羚峡旱路”的峡路才算真正成通途。刻于明万历的《羚峡路碑》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羚羊峡……二广接攘之通津也。第南北两崖……尤多峭屼壁崖，为之阂隔，苦无一线可以通行……惟北岸连臂郡城，制台重镇在焉，微直商贾，往还不绝。而官僚、士庶、军兵与凡游宦行旅，无时不泛楫经过。偎遭水涨狂澜，激石湍急，非假登山系缆，毋由力挽而前，奈无容足地步。称险阻者，其来旧矣^[16]。”由此得知，明洪武期的肇庆是没有可容车马通行之道可通广州。

因受陆路不通因素的影响，西南地区流向中原的货物以及商贾贩来的马匹自然停留于肇庆，等待船期，再分流到中原各地。而肇庆的水路交通却十分发达，加上在以水运为主要分流货物的时代，肇庆凭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成为西南地区货物流向中原的桥头堡，同时也是内地货物输向西南地区的转运站。

综上所述，朱元璋于肇庆市马除了出于军事需求和政治目的外，还缘于其对马匹来源以及交通运输等因素的考量。加上肇庆素有“当西南之要冲，扼两广之咽喉。”之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水路交通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促成了明初时肇庆马匹交易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资助项目（编号：GD11XZW0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思全集》人民出版社，卷一四.[M].2006.305-306

[2][3]《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三[M].

[4]（明）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市马考》卷八十九[M].

[5]（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五 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M].

[6]刘明安《七星岩志》[M].广东：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39

[7]《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三[M].

[8]（民国）马呈图《宣统高要县志》卷七[M].肇庆和发自动机印务局.1938.21

[9][10][11] （清）屠英《道光◆肇庆府志》卷五. 卷一○. 卷三[M].羊城内西湖街富文斋承刊印， 717. 150. 656

[12] （民国）周学仕《罗定志》[M].广州大中工业社，1935

[13]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禽兽门·208蛮马[M]

[14] （明）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市马考》卷八十九[M]

[15] （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五 志第五十一职官四[M].

[16] 《肇庆市文物志》[M].1987

作者简介：梁烨（1961-），男，汉族，广东肇庆人，文物博物馆员

单位：广东省肈庆星湖文物管理所

作者 | 梁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