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松石：揭示史前文明的秘密

郭汉闵

汉藏语系分布图

绿松石，因其“形似松球，色近松绿”而得名。因其富含铜离子，绿松石绽放出如天空和大海般的一抹蓝色。在琳琅满目的宝石家族中，集“石”的质朴及“玉”的温润于一体的绿松石，也许并不是最令人惊艳的。但这抹惊艳的蓝色，却照亮了华夏史前幽暗的历史岁月，让我们得以走近历史，回到我们先民最初出发的地方。

天然绿松石

绿松石作为最古老的玉石之一，她不仅是华夏初始文明演化的见证者，更是华夏史前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先民对玉石的偏爱到了痴狂的程度。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每一次考古发现，往往伴随着绿松石的一抹蓝。不论是江汉平原、三峡地区、中原地区、江淮平原，还是环泰沂山地区、环太湖流域、河套地区、四川盆地、汉中盆地，乃至更加遥远的辽河流域、青海地区、云贵高原、岭南地区，几乎是在所有史前遗址区，我们均目睹了如蓝莲花般绽放的绿松石的惊世容颜。在被泥土和岁月掩埋了数千年之后，绿松石仍美丽如初，惊艳了时光。如果绿松石会说话，她肯定会向我们讲述发生在我们先民身上的诸多秘密。对绿松石而言，那还是发生在昨天的故事。

绿松石

华夏玉石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原裴李岗文化遗址。从现有出土资料来看，中原裴李岗文化中心区是我们先民最早使用绿松石的地区。距今约8000年的舞阳贾湖遗址，不仅发现了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骨笛，中国最早的刻符龟甲、蚕丝蛋白残留物，还发现了北方最早的稻作遗存与绿松石器物，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新郑裴李岗遗址、沙窝李遗址和郊县水泉遗址，也相继发现了工艺精细的绿松石器物。

裴李岗遗址

从新石器中期至晚期，绿松石玉器的数量及使用范围呈现扩散的趋势，几乎遍及华夏大地。

在距今7000年一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出土绿松石器的遗址和数量开始增多，属于绿松石的春天到了。汉中盆地西乡何家湾遗址、龙岗寺遗址，郑州大何庄遗址，山西临汾下靳村遗址，相继发现绿松石鱼形饰器、佩饰和腕饰镶嵌物。仅汉中龙岗寺遗址，一次就出土了74件绿松石器物，是南方出土绿松石器物最多的史前遗址。

汉中龙岗寺遗址

在距今约6400-5500年的时期，长江中上游重庆大溪文化区出现了绿松石制品。大约在仰韶文化中晚期，绿松石逐渐向环泰沂山地区的山东、苏北传播，山东大汶口、兖州王因、茌平岗庄、临沂大范庄、宁阳堡头及苏北邳县刘林等大汶口文化遗址均出现了绿松石器物。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东北辽河流域的大连郭家湾、丹东东沟、喀左东山嘴、阜新胡头沟及内蒙克什克腾旗等红山文化遗址中，也相继发现了绿松石器物。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区出土绿松石数量最多、造型最精美的地方，出土绿松石玉器近达百件之多。其中，绿松石C形龙、牛河梁第十六地点4号墓出土的绿松石坠，造型特征突出，雕琢工艺精良，代表了红山文化玉器的最高水平。

红山文化C型龙

在距今5300年的时候，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遗址、长江下游江淮平原凌家滩文化遗址岀现绿松石。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河套地区马家窑文化遗址出现绿松石，其中鸳鸯池遗址出土29件绿松石器，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绿松石饰物达244件，是出土绿松石数量和种类最丰富的史前遗址。

红山文化玉蚕

在距今5000年-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绿松石器的遗址和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分布范围却扩大了：往东拓展到环太湖流域，往西延伸到四川盆地，西南则拓展到了云贵高原，往南延伸到了珠江流域，西北地区则是由马家窑文化区延续到后来的齐家文化、夏家店文化区。闪耀着天堂色彩的绿松石，开始遍及华夏各地史前遗址。

齐家文化遗址一次性出土了32枚绿松石珠，其中一枚直径达2.5厘米。环太湖流域福泉山遗址被誉为“古上海的历史年表”。在这个“古上海的历史年表”的中层，也就是良渚时期，考古工作者在一处墓葬中发现了一块蔚蓝色的绿松石。与其他各地史前遗址相比，环太湖流域是发现绿松石最少的地方。因此，福泉山遗址的绿松石显得弥足珍贵。在距今约4000年的时候，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遗址出现绿松石。相比而言，四川盆地、岭南地区出现绿松石的时间最晚。

齐家文化博物馆

在距今约3750年-3500年的时候，中原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是华夏史前绿松石的最后一次美丽绽放。2004年6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清理完毕，立刻轰动了考古界。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由2300多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12组菱形图案象征着龙的鳞纹，还有蜷曲的尾巴、圆柱形绿松石和白玉组成的鼻子，梭形眼、圆饼形白玉的眼珠，制作技艺高超，形象鲜活生动。

据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24个省、市的墓葬中，有233处出土过绿松石玉器，且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出现频率最高。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型器

史前绿松石出土饰物的原料来源问题，同其他闪石玉、蛇纹石玉、玛瑙、水晶等一样，都是当前有关玉文化重大的研究课题。中国是世界绿松石的主要分布区，约占世界储量的70%。目前，已知中国绿松石矿山有汉水中游的鄂西北地区、陕西白河县月儿潭矿山、河南淅川县，江淮平原的马鞍山，云南昆明安宁以及新疆哈密黑山岭等地。新疆哈密黑山岭绿松石矿开采时间距今3500年左右，也就是早商时期，也正好是西玉东传的时期。马鞍山矿开采于六朝时期，昆明安宁矿开采时间则更晚。华夏史前文明出现的绿松石原料的来源，均指向南方的汉水中游地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面具

绿松石只是清以后的叫法，在此前则叫甸子，远古时期则称之为“青琅”或“琅”、“琳”。《山海经·西山经》有“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的记载，《尚书•禹贡》中均提到了“琅”、“琳”这种球形玉石。两本文献虽并未明确指出具体产地，但均隐隐指向秦岭东部地区的汉水流域，也就是鄂西北竹山、郧西一带。元朝称绿松石为“襄阳甸子”或“荆州石”，产地即明确指向鄂西北竹山、郧西一带。湖北省竹山县曾流传这样的神话：女蜗补天用的七彩石之一就是绿松石。据专家考证推论，华夏历史上著名的和氏璧即为鄂西地区绿松石所制。

二里头遗址

现代地矿调查资料显示，地处鄂豫陕交界地带的汉水中游地区，也就是东秦岭山区，是我国绿松石矿主要分布区。这一带的绿松石主要集中在陕西白河县经湖北鲍峡、云盖寺、郧县、竹山至河南淅川一带长400公里的风化淋滤型绿松石成矿带，其中以湖北十堰地区储量最大，品质也最好。西北大学考古队在东秦岭山区曾发现多处绿松石采矿遗址。很可惜的是，东秦岭山区汉水流域绿松石古矿遗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已荒草凄凄，具体开采时间已不可考。但令人欣蔚的是，生物学上运用DNA比对来确定生物的种属和血缘关系的方法，同样适应于古代金属原料的来源问题研究。各种生物都有属于自身的“基因拼图”，各种金属也同样拥有自身的“基因拼图”：微量元素、同位素特征。

屈家岭文化遗址

早在1980年，湖北省地矿局郝用威、戴相坤先生研究指出，距今4000年屈家岭文化遗址区出土的绿松石，以及山东大汶口、甘肃齐家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绿松石饰物，很可能都是襄阳甸子，而不是来自遥远西北地区的“回回甸子”。

2003年，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联合重点实验室对贾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化学组成进行了物相分析、X-射线荧光光谱成分分析，并对比了马鞍山的绿松石，最后得出结论：贾湖遗址绿松石来源于东秦岭山区的汉水流域。

贾湖遗址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器物的来源初探》（叶晓红，任佳，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一文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二里头遗址自发掘以来出土了大量绿松石器，围垣作坊区出土了数千件绿松石原料，说明二里头先民拥有稳定的绿松石来源。在考察鄂、豫、陕绿松石矿的北矿带和南矿带的基础上，对出土绿松石样品和采集样品进行铜同位素组成、稀土元素配分、显微结构、化学成分及物相等分析。根据测试结果，初步确定北矿带的云盖寺矿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的矿源之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曾对山西襄汾陶寺、临汾下靳、定襄中霍三处遗址选取22件绿松石品，通过对其铅锶同位素组成、物相结构等进行检测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汾水流域史前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均指向东秦岭山区汉水流域：一部分指向北矿区洛南辣子洞矿，一种指向南矿区郧西白龙洞矿。

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张登毅和他的研究团队，采用色差分析、拉曼光谱等方法，对来自8处史前遗址的128件绿松石样品进行了检测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众多史前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器物矿源大部分指向东秦岭山区汉水流域北矿区洛南辣子崖古绿松石矿。

云盖寺矿绿松石原矿

众多研究结论表明，如蓝莲花般绽放在史前华夏大地的绿松石，其根就深深扎在南方的汉水流域。绿松石资源集中于汉水中游地区，与绿松石器物“漫天星斗”式的分布，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对于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我国传统观点给出的答案是：不同地区相互交流的结果。站在黄河流域中心说或华夏文明“漫天星斗、多元一体”说的观点，这一观点无疑是最为合理的解释。但这一观点忽视了这样一种基本事实：“国之大事，唯戎与祀”。在漫长的华夏史前文明时期，像玉石、象牙等祭祀用的珍贵宗教资源，是各部落神权的象征，只可能是各地部落所垄断的稀缺资源，绝不可能用于贸易交换。也许，新石器时代的那条大范围、远距离的“绿松石之路”，其实就是我们先民的迁徙之路。

商代嵌绿松石龙形铜器柄

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我们来自遥远的非洲。东亚大陆并不是我们的故乡，黄河流域也并非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我们只是东亚大陆的移民，并且是后期移民。如果汉人是在东亚大陆独立起源进化的，那么汉人与其他人种就一定会产生生殖隔离。而事实上，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黑色人种之间根本不存在生殖隔离现象，不同人种通婚之后照样可以繁衍后代子孙，生生不息。

同时，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汉语与南方的缅甸语、藏语、壮语、傣语等语种更具亲缘关系，不仅语法结构与缅甸语、藏语相同，而且与壮语、傣语存在大量的同源词。很显然，汉语先脱胎于缅甸语、藏语，后形成于南方的两湖平原。近几十年来，随着南方一个接一个的考古大发现，人们惊异地发现，以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不仅是我国稻作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华夏史前文明的中心舞台。南方两湖平原的每一个发现，都足以改变我们对史前社会和南方两湖平原的认知。

春秋 绿松石珠串饰

截止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发现和确认的史前城址共17座，其中，分布在江汉平原的有15处之多。江汉平原史前城址之多，验证了夏王朝时期“万邦林立”的盛况。中国社科院赵春青教授把全国已发现的古城遗址做了一个全面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湘西城头山古城为起点，长江中游率先出现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出现城址群，而黄河中游始有单个城的出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出现中心城址与非中心城址的差别而黄河中游城址群才开始涌现；到了青铜时代早期，长江中游的城址开始衰落，而黄河中游的都城开始兴起。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绿松石璧

周期性泛滥的洪水，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让两湖平原稻作先民走上了迁徙之路。他们怀揣绿松石与稻种，被迫离开故园，远走他乡，或沿江东下，或北上中原，或西进四川盆地。从8000年起，这种大迁徙就开始了。这也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大陆面貌、决定了华夏文明走向的大迁徙。

绿松石这抹惊艳的蓝色，以汉水中游地区为“放射”原点，如蓝莲花般绽放在各地史前遗址，开始让这条大迁徙之路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作者：郭汉闵

作者简介：郭汉闵，男，现年59岁，1982年7月毕业于原宜昌师专中文科，曾从事教育、新闻、政研等工作，现在当阳市政协机关工作。有专著《隐形的南方》出版。